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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仍然对“极端民族主义‘反噬’”这个论述保持怀疑。这个论述的前提是，这些行动者是由“极端民族主义”的驱动为主导来从事今天的行为的，是纯粹意识形态驱动的。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今天所谓举报这个举报那个以及在日本伦敦出征的网红，其共同特征是，他们可以从中获利，且他们一切行为都围绕着获利展开。如果仅仅出于“极端民族主义”，他们当然完全可以采取对“敌人”更激进的线下行动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将这个行动转化为最大的注意力资源。这让我怀疑，他们比起意识形态驱动可能更接近流量经济驱动，而在商言商，流量经济驱动的网红大概率会遵循政府的引导，而不是顶撞后者。我们这些年已经看到，曾经自由派转型保守派媒体或者小粉红的例子，青年大院甚至就同时运营者泛自由立场媒体。而伦敦事件那位钢琴博主的操弄，又何尝不是一种流量双赢呢？
这可能是比极端民族主义更加恐怖的一种1984的世界，它代表一种“不由自主”的表达，于是人们看到的听到的乃至说的，都变成资本主义趋利导向的结果，公共的噪音前所未有的繁荣，但公共表达完全死去。
这些事件与08年前后四月网及老左派围攻KFC等事件截然不同。实际上，在薄熙来事件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老左派虽然迂腐，绝不是机会主义者，而从那时候保钓派与官方的互动也能看出，他们对当局的认可程度未必比自由派高多少，更何况自由派与保钓人士也有诸多重合。
@bellevue
我的看法跟你有所不同。我觉得，这种以流量经济（而非意识形态）驱动的极端民族主义表演，对当局的维稳事业，带来的麻烦和负面影响更多。因为这些表演者其实并不真正信仰当局的意识形态，所以他们的猎巫表演，一方面并不见得有利于当局，另一方面，当局也很难真正控制。正如，战马会去找国营的地铁站和商场碰瓷，因为这比欺负没有官方背景的小民，更有利于他吃到流量。而这当然不是当局所喜闻乐见的。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蛋炒饭梗。胡叼盘作为一个真正的体制内喉舌，多次倡导应该对这类梗“脱敏”。因为这种随处可见的生活细节，如果变成政治禁忌，只会为体制招致更多且门槛更低的嘲讽表达。
但胡叼盘的老成谋国之言，却招来了微博众蛆头们的疯狂围攻。原因很简单，对蛋炒饭梗，以及其他的辱华梗“出警”，是后者牟利吃流量谋生的主要手段。后者其实并不在乎体制会挨多少骂，甚至，骂体制的人越多，它们的日子越好过，越能通过网络吵架，赚到更多的流量。